白癜风该怎么治 http://www.zgbdf.net/m/一位曾声称用十天时间译完一本畅销书的青年译者，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抛出一番“宏论”——“年以前，90年代、80年代出的那些译本基本上是不能看的”，因为当时的生产条件决定了“以前的人他不可能把这些书做好”，比如“翻译家傅雷号称是巴尔扎克专家，可他连巴尔扎克的全集都没有”……这位译者名字里倒真有个“宏”字。抱歉，本文不打算提这位自称“年入数百万”的“专业译者”的名字。即便不提，大多数人也能轻易辨认出这套“剧情”。自从年这位译者开始出版自己的“世界名著新译”系列以来，每隔几年就会携“史上最优秀译本”对前辈译者和译本戳点一番。今天上午，他再度坦然表示，“毕竟生活在科学昌明、生活丰裕的新时代，只是挨几句骂而已”。他的观点是：古代那些提出新知的人，比如布鲁诺，那可是被烧死了；更何况，骂（他）的只是愚昧的盲众。我们若在这个时候谈论“上世纪的译本到底能不能读”，提出反驳，很像是“愚昧的盲众”被激怒的表现。不得不佩服这位“专业译者”不仅翻译功力上佳，也很懂如何搅动舆论——即便你不想搭理，不想落入营销套路，那被归类为“愚昧的盲众”，是不是还忍得住？“专业译者”告诉我们，愚昧的特征之一是抱紧自己的陈见，拒绝专业人士提出的正确新知。何以证明“专业”？出版了几十种销量数千万册的译著、得到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专门讨论、拿着全世界最高翻译稿酬、只靠译书每年收入数百万元——就问你有没有被数千万码洋和数百万稿酬吓倒？毕竟，那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得出何种结论不重要。但凡“抱紧陈见”，就是“愚昧”嘛。且来看看他口中“上世纪的译本基本不能看”的论据是什么。比起采访视频中的三言两语，“专业译者”在自己的专栏中对此有过宏文论述，将主要原因归结于“时代的限制”。因为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名著译本，大多数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或以前翻译的，比如说徐迟翻译的《瓦尔登湖》在年就出版了，傅惟慈翻译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第一次出版是在年，吴劳翻译的《老人与海》，上海图书馆收藏着年的版本，结论——“这些名著的出版日期决定了它们是过时的，是错漏百出的，是不符合这个时代需要的”。他再作进一步阐述——改革开放前，中国和外国在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少，导致以前的译者无法彻底理解外国名著中涉及的器物、制度、风俗、地理和思想观念；其次，以前的生产条件落后，主要是通讯条件和参考资料匮乏，影响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；第三，现代汉语历史较短，处在不断进化和丰富的过程中，以前的译者所能动用的汉语资源，不足以完成外国名著的翻译。由此，声称自己的译本是“市面上最好的”，“不是看不起从前的译者，而是占足了时代的便宜”。翻译的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讨论，也可以商榷。比如普鲁斯特的名著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翻译家周克希在出版自己所译三卷时将译名从全译本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改为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理由是在他看来原本的译名“不够忠实于原书名的意思”。鉴于普鲁斯特是一位有深刻哲学思考的作家，他的这部代表作开创了心理写作的先河，周克希认为，普鲁斯特的原意是物理的时间是无法找回的，而心理的时间是留得住、找得回的。但当新的出版方在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腰封上声称该书“曾有一个错误译名——《追忆似水年华》”，周克希断然无法接受，要求更正“错误译名”等“极为不妥”的宣传语并撤回腰封。青年翻译家、出版人*昱宁曾表示，公版书复译是常见现象。但所有复译，都是站在原译的肩膀上。越是深入人心的作品，肩膀就越多。踩上去一脚踹开，再肆意践踏，说到底是以为走哗众取宠的捷径是零成本的。出版人、译者彭伦曾说，有个常识必须搞清楚，新译本参考大量旧译本，任何旧译本哪怕再烂，对新译者都有用：译错的可规避，译对的可参考。假如译者和出版方把各译本所谓差错加起来一棍子打翻，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。原译与复译，孰优孰劣，还是要用文本说话。“厚古薄今”当然可能是一种愚昧，但以时代来划分译本好坏无疑是粗暴的，也可能是更愚昧的。回到译本本身，曾有人对“专业译者”最初引发争议的《小王子》译本作过翔实的文本分析，证明其是从英语译本而非法语原著进行翻译的。对此，这位译者的回应是——你又没坐到我的书房里，怎么看到我从哪个语种翻译？再说前几年他出版的《傲慢与偏见》新译，有读者表示，“伊丽莎白这样高大上的名字成了小丽，实在难以承受……”也有读者表示，“还挺喜欢这种翻译，每次读外国作品，总是记不住人名和人物关系，虽然译者把伊丽莎白译作小丽，有一些俗俗的味道，还有一些信翻译得艰涩难懂，但终究还是优点大于缺点。”我们愿意接受“青菜萝卜各有所爱”，但谁敢说谁比谁更愚昧？这位“专业译者”基于现今掌握的更丰富的生产资料，提出了对原著的“研究型”译法。从翻译理论角度来说，亦可讨论。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有数百篇论文选择分析他的译本。但正如有网友提出的毛病，这是把物质生活看得太重了——要是不了解*瓜的种植季节、服装的组成、马车的驾驶方式和种类，就绝对不可能读懂，也不可能翻译好《傲慢与偏见》。他为《傲慢与偏见》译本加了条注释，引用本专著、期刊，写了1.6万字导读。甚至连读者直接读原著也不行，“即便是现在英美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读者，也很难真正读懂这本书”。要真正欣赏原著的内涵，就必须看他的注释——也就是说，必须购买他的“史上最优秀译本”。实际上，他的这次采访曝光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，这回又要出哪本有过很多译本的公版书了？“有些人批评我的译本，是因为我抢了他们的生意……”这位“专业译者”曾得出这样的结论。是的，生意。无需花钱买版权，也无需多做推广，公版名著的重译“生意”的确好做。书商和译者声称，重做名著是为求更好版本，我们很怀疑，名著究竟是越译越好还是越吹越好？我们也很怀疑，再过20年、40年，书商们是不是该抛出年前的译本“基本不能读”的论调，再来一番重译？到时，今天的译者是否具有自我更新的勇气？当然，这种情况多半只是假设。再过数十年，更多名著进入公版，现在的畅销书也可能变成新的经典，拿着最高译酬的译者还有工夫搭理上世纪的经典？10多天前，这位怒斥“愚昧盲众”的译者刚刚发过一段话——“按世俗的标准，做翻译不是好的选择，因为既得不到名，又得不到利。你看我废寝忘食做了十几年，译了几十种书，卖了多万册，却依然是个默默无闻的穷书生”，并把自己归为“姓名寂寞的翻译工作者”。大多数翻译工作者的确既不得名，又不得利，“姓名寂寞”。然而，拿着全世界最高翻译稿酬、只靠译书就年入数百万元的你，我看，就不要与他们为伍了吧。
